文艺沙龙||梁振华 等：纪实与艺术之间：影像的现实主义精神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笔谈

时代报告剧作为2020年广电总局所着重推行的重要文艺战略，汇聚了当今最有号召力的编剧、导演、演员等，肩负着宣传先进抗疫事件和个人、重塑民族精神文化面貌的使命，以最先锋的团队讲最真实的故事。作为时代报告剧，《在一起》不负众望，克服了拍摄过程中取景难、技术要点多、时间紧等重重阻碍，实现了“当年筹划创作、当年播出”的目标，并获得了口碑收视双丰收的好成绩。在这成绩背后，是文艺工作者的苦心、良心和匠心在一力支撑，也是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以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的又一次勇敢的尝试。本次笔谈围绕着《在一起》这一部时代报告剧，从艺术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着眼，对人物形象、叙事策略、蒙太奇手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试图探讨《在一起》的成功之道。

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编剧）：

这仿佛是一场约定。当我接到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创作邀约的那一刻，我知道，赴约的时刻到来了。

我在医院出生，在医院长大，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医务工作者。童年的记忆，弥漫着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一次次在手术室门口等待，一次次深夜时分看着父亲被唤醒后急匆匆地出门，一次次在病房里看着护士长母亲从容而严肃地指挥工作。

从事创作很多年，尝试过很多不同题材，单单没有写过医护工作者。这个遗憾，从参与《在一起》创作开始，终于得以补偿了。

《生命的拐点》，聚焦金银潭医院，原型人物是众所周知的张定宇院长。

在疫情最初来袭的时刻，金银潭处于风暴之眼，是前线中的前线。而故事里要塑造的以张定宇院长为代表的这一群医护工作者，是勇者中的勇者。经过与当事人的电话采访、详细素材整理之后，我为这次的剧本创作确立了以下几点基调：

——立“魂”。也就是抓住精神题旨。一场浩劫般的疫病席卷而来，在抗疫的最前线和最初的关键时分，医护工作者身上体现的三种质素应该得以聚焦：一、“守土有责”（张定宇语）的岗位意识；二、科学应对的专业素质；三、与时间赛跑的执行力。

——回到现场。论真实感，虚构叙事自然敌不过事件本身。所以，故事应尽量回到现场，回到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人和事件当中去；通过不遗余力地采访和新闻素材挖掘，一方面尽可能锤炼故事的真实质地，抒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通过戏剧手法，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凝练与提升，力求深刻动人。

——回到人。医护人员同样也是人，面对不可预知的病毒肆虐，也会有忧虑、恐惧、犹豫和慌乱不安。他们不能免于恐惧，却率先克服了恐惧；他们同样是弱者，却担当了生命拯救者的使命；他们承担着重压，却把压力转化为科学、有序、高效的行动力，一点一滴成就了生命的拐点，缔造了生命的奇迹。需要提及的是，医护工作者和患者，在疫病和灾难面前是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唯有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才是最高尚、最理智的抉择。

陈雪莹（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作为一部全面反映抗疫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从正面记叙了诸多疫情中的事件和人物，有着鲜明的纪实风格和现实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这部由众多优秀编剧、导演、创作团队集结的剧集，也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艺术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一起》诸多地方皆采用“省略”的叙事手法，从而使剧集呈现出“克制”的色彩，蕴积了更大的力量。

《生命的拐点》作为全剧的开篇，一方面需要具有全局性，对疫情的发现、爆发、控制有全面的展现，另一方面需要具有紧张感，来表现抗击疫情最初的压迫感。“拐点”作为所要表达的核心，并没有在剧集中占据太大的篇幅，而是通过医生、护士、病人等众多人物在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努力，在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情景展现，而自然推进出来的。

以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院长为原型的张汉青的人物塑造，体现了“省略”这一叙事手法。张定宇身患渐冻症而依然坚守抗疫一线的新闻报道曾打动了很多人。剧集在这一人物的塑造上，并未作正面的大肆渲染，而是通过开篇骑自行车的艰难，埋下了伏笔，而后在其上楼梯、在医院走廊行走的多个细节将这一情况渐染出来。柳小可和陆曼琪对渐冻症这一秘密的无意中的发现，没有将情绪直接大面积传达给观众，而是在更多的想象和留白之中，放置了更有重量的情感包袱。

此外，围绕着张汉青，张汉青与妻子的聊天记录，确诊的同学刘一鸣，前来支援的梁木林，皆是以简单的笔墨带过，而在其背后，张汉青不顾个人病情坚守抗疫一线、妻子作为医护工作者家属的焦急担心、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以及在疫情一线不幸感染甚至去世的医护人员，皆在“省略”之后，展现出了更大的叙事画幅和更多的社会关怀，留下了观众体味的空间。

刘凤琼（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细节真实是通往艺术真实的基础。《在一起》以抗疫为主题，医生、护士是整部剧的主角，要让观众入戏，必须塑造令人信服的真实感，围绕医院这个抗疫主战场营造事件发生的背景。这部剧，没有夸张华丽的造型，没有脱离实际的布景，没有浮在半空的台词，它用大量精益求精的细节，切切实实还原了抗疫时期的真实场景，让故事有了真实的质感。

例如《救助者》单元，故事发生的场景是用儿童医院改建的楚海医院。走廊上的尸体被抬走时亮起的手机屏幕、心肺复苏的救治方式、呼吸机的型号、护士脸上因长久佩戴口罩而留下的勒痕、医生摘下手套的专业手法、防护服上医护工作者的姓名昵称……这些画面瞬间将人带进了2020年上半年疫情紧张时期。这个单元并不是实景拍摄，是在搭建的摄影棚中完成的。为了能全面真实还原医院场景，摄制组邀请了专业的医护工作者担任技术指导。该单元的导演曹盾坦言：“医疗剧是极其专业的，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去参考医生给我们提的建议，哪怕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操作的流程，都必须符合专业的要求。”

其他几个单元故事中，同样参考了大量影像资料，每一个细节都布置到位，令人完全相信这就是当时抗疫情形。正是因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这一期》整部剧更加真实自然，牢牢吸引了观众。

运用含蓄而内敛的细节抒情是影视剧中比较常见的表达方式。《在一起》中使用了许多微小的细节传达复杂饱满的感情。开篇单元《生命的拐点》中，最催泪的细节当属两次向医护人员鞠躬的许奶奶。八十三岁高龄的许奶奶，固执地在医院的走廊等待，要迎接儿子病愈归来。她爱孩子，爱花草，躺在走廊的长椅上，甘愿忍受诸多生活不便。然而坚守了近一个月，她等来的却是孩子被疫情夺走的噩耗。一般人面对亲人离世的消息，最本能的生理反应是嚎啕大哭，无节制宣泄情绪。但许奶奶仅是身体微微一颤，用最寻常的口气说“没受罪就好”。她提出了捐献儿子遗体用于解剖寻找病源，明明解决了医院找不到遗体解剖的燃眉之急，却硬撑着站起来，颤巍巍朝医护人员鞠躬。她离开时，镜头拉远，瘦小的背影令人眼眶酸楚。鞠躬这个细节被有效地用在许奶奶身上，无比生动而深刻，一位老者面对痛苦时迸发出来的力量足以打动所有人。

周子妮（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夏衍曾说：“所谓蒙太奇就是依照情节的发展和观众注意力和关心的程序，把一个个镜头合乎逻辑地、有节奏地连接起来，使观众得到一个明确生动的印象或感觉，从而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一件事情发展的一种技巧。”和汉字中的“会意”很像，通过剪辑拼接使一连串不相关的镜头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意义，这就是蒙太奇在影视剧中的运用。

《在一起》的第一个篇章《生命的拐点》曾多次运用蒙太奇手法，从一开始护士长陆曼琪和老院长张汉青接到紧急来电，到对病情突然恶化的患者江浩进行快速抢救……一次次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让观众瞬间陷入了疫情伊始的恐慌与茫然中。未知的恐慌、死亡的威胁，淋漓尽致地还原了在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大举入侵时人们的无助与无奈。快速切换的镜头给紧凑的剧情更增添了紧张的氛围，让人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心揪了起来。而镜头语言是指包括蒙太奇在内的“创作者使用摄取工具获取素材并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像语言一样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去表达创作者的意图”。镜头的图像既有叙事性，也有其自身的艺术特征。我们看到，剧中在对江浩进行抢救时，通过蒙太奇处理，由吕中饰演的江母焦急地守候在医院的走廊里，为儿子的病情而担忧。这里的镜头不是一个直白的近景或是中景，而是透过窗子将镜头对准演员。此处镜头的视角是谁？是谁在透过窗子关注着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忙碌中匆匆而过的医护人员，还是同样处于忧虑中而惺惺相惜的病患家属？镜头背后的留白尽显人文关怀，引人无限遐想，让我们知道此刻的江母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人正透过窗子在关心关注着她，有人正和她“在一起”——这就是风雨同舟的中国精神。这个片段用暗示性的蒙太奇镜头语言完成了情节的构建，叙事连贯不露痕迹，伴随着节奏感的营造，将扁平化的空间特性多维度地呈现给观众，使观众情感与剧情节奏产生共鸣。

王璇（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当下，以抗疫、扶贫等话题为主题的电视剧作品不在少数。但因为主旨宏大，且在迎合观众的同时需要具备一定宣传教育的作用，所以该类型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极易出现用力过猛、过度煽情的现象，与观众生活相差甚远，从而遭到不讲情面的冷遇与排斥。而《在一起》的主创们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从新闻报道、实证调查、纪录片等真实程度更高的媒介中提取信息，编织出针脚细密的细节，保留了抗疫故事中人性的挣扎，力图平实回望那段过往。

“我不想有不真实的地方，希望实事求是；再就是，不想煽情，从开始就想好了要收敛和克制。”但越克制，越容易掀起波澜。小女孩与奶奶的遗体同处一室。面对辜勇的好意，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怕，她是我奶奶”。相伴多年的老伴离开了，老太太说“以后再没人吃我做的饭了”。许清如老太太照顾的绿植依然盎然，等待已久的孩子却再也见不到了，作为一名母亲，她只能以“没受罪就好”来宽慰自己，当她申请捐献遗体的时候，铁娘子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援鄂医生魏力的儿子出生后，他遵照约定给小朱发了微信：小朱兄弟，你赢了。我儿子比你儿子轻。虽然我没法请你吃饭了，但因为你，我会做个好医生。荣意父亲在目送女儿离去后，说：“就希望她一辈子容容易易的，才起了荣意这个名字，走了一条不容易的路。”{7}每一句台词都是从生活中来，却重逾千斤；演员的每一个眼神，都是进入剧情后由内而生的。

医护们脸上被压出的伤痕、脱下手套后流出的汗水、名单上连成一片的红色划痕，没有刻意营造生离死别的气氛，没有刻意拔高或美化人物。一切都是自真实中来，而真实自有其万钧之力。这种克制地书写真实不但没有减少作品对人性人情的描摹，反而避免了过多煽情，使得剧情更加紧凑，重新唤起了观众对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的记忆。

影视作品以镜头代替人眼记录生活，“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惟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8}巴赞提出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强调影像的自然属性而排斥人为因素，长镜头是此理论的实际应用。长镜头呈现给观众的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时空，记录的持续不断的事态，而这就意味着长镜头排除了一切作假的可能，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

孙小淅（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逆行者”作为剧作中的典型人物，是指那“逃离”的民众相悖，不远万里奔赴“战场”，逆流而上、勇往直前的“抗争者”。“逆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选择。“逆行者”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不畏艰难的时代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

《在一起》着力于塑造“逆行者”的形象，但并不在个体上着力，而是更多地以群像的方式进行展现，进行“平民化”的塑造。“平民化”，就是职业的“多样化”、问题的“普通化”，在平凡中得见伟大，从而创造出富有英雄意味的“平民”。

1. 职业的“多样化”

作为以“抗疫”为主题的时代报告剧，展现医院以及医护人员的艰苦抗争固然重要，可一味展现则显得片面。所以，在《搜索：24小时》《火神山》《武汉人》等单元中着力于对由“各地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基层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警务人员”组成的“抗疫的第二战线”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

通过《在一起》的播出和上演，大家对这些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心生敬意。《在一起》通过这一方式，既对疫情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又将“逆行者”所代表的价值观进行了全民化的拓展。

2. 问题的“普通化”

如果一味地在叙述过程中强调问题的困难性和专业性，就会无意中拉远疫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不仅达不到预计的共鸣、宣传效果，还会起到令观众厌烦、恐惧的反作用。所以在《摆渡人》《我叫大连》《口罩》等单元里着重解决的都是些看起来“谁都能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救护者》中所展现的“大牛”奔溃后的重建，《我叫大连》中更侧重于展现一个与医护工作无关的小伙子的贡献。他本是大连人，准备去长沙游玩，与武汉、疫情相隔甚远，却在偶然之下滞留武汉不得回家。武汉封城，大连又一无所长，他所能找到的最快的包吃包住的工作就是去重症区做卫生打扫。打扫虽容易，但却要无时无刻地面临被传染的恐惧。不会穿防护服，不习惯穿纸尿裤……这一切忍耐与克制终于在被病人的呕吐物溅到的那一刻全面地崩塌了。他再也无法忍受，用尽全力跑出了这个牢笼似的医院。

大连四处游荡，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收留他。他也曾试图逃出武汉，却被一个妻子在医院工作的警察查了出来。原本是不情愿地被“扭送”回医院，但却最终被警察的热干面感动，决定认真做好打扫卫生这件小事。由于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工作也逐渐轻松了起来。除了维护救治病人所必须的卫生条件外，他还积极组织护士们进行娱乐活动放松心情。最终武汉得以解封，大连也终于可以回到“大连”。

将抗疫工作落到实处，就是将专业化的问题细节化、普通化，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逆行者”。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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